哥德巴赫猜想读后感

哥德巴赫猜想读后感（一）

星期五，我跟同学借了《学党史唱赞歌树美德》，读了里面的故事，叫《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

有一次，陈景润发现自己的头发长了，到理发店去理发，他的号码是38号，他心想：还早着呢，先到图书馆去查查上午不会做的题目，再来也不迟。谁知，他刚走一会儿，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店叔叔大叫：“38号，谁是38号？”可他在图书馆，那里听得到理发店叔叔的叫喊。天色渐渐暗下来，图书馆的下班铃响了，管理员说：“下班了，大家回去吧！”大家都走了，可陈景润在一个劲儿看书呢，没听到铃声。管理员以为大家都回去了，就把大门关了起来。

陈景润向窗外看了看，说：“天气真怪，刚才还大晴天的，怎么一会儿就要下雨了？”说着便把灯打开了，又看了一会儿书，就准备回宿舍了，可门却打不开，最后，他打电话给管理员开门。

我觉得陈景润很认真、很投入，连下班的铃都没听见。他还不肯浪费时间，一点点的理发时间都不肯浪费。书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才使他当上了数学家，使他发现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秘密。

哥德巴赫猜想读后感（二）

前几天，看了青年批评家李云雷的“重读《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也许文章经由岁月的沉淀，以彼时彼地来看这篇当时曾轰动一时的作品，会更客观和理性，也会更能看出它成功的原因。

作者从徐迟的这篇讲演文学所产生的巨大的轰动效应，而到90年代他所写的《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的反应平平。这种反差的现象，作者不是简朴从艺术的角度或者科学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来分析。

《哥德巴赫猜想》写作时，是人民文学主动邀请的，这是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所做的一种思惟和舆论预备。可以说是时代所需，那时恰是知识分子的转型期，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到逐渐的恢复。《哥德巴赫猜想》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所以才会引起反响。

徐迟之前曾是以诗歌而引起关注的，之后转向讲演文学。但诗人的富于激情的语言结合科学的客观性，而成就了文学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完美的艺术，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渴求，国家对知识的正视。大环境和小环境的需要，恰是它成功的原因。

而90年代徐迟的讲演文学，却反响平平。不是由于他的艺术水平的欠缺。而是当今的环境，在市场环境，消费主义，享乐观念的坏境下，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文学，科学，知识的边沿化。人们价值观念的缺失。这种种的社会环境所致的啊。

人类社会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的向前发展，而没看到事物的两面性。由极真个追求精神需要到极真个物质追求，在追求精神建设的时候忽略了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忽略了精神的建设，直至泛起了很多题目的时候才有所警醒。所以只好由缺失而警醒而改变。这种被动的去改变，发展。有时候是逛逛退退再退退逛逛的反复过程之中。

客观而理性的分析，让我受益匪浅。也悟出了很多人生，社会的道理。

哥德巴赫猜想读后感（三）

由于“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学难题的被突破，人们知道了陈景润的名字，同时，也一样知道了王亚南的名字，知道了华罗庚的名字，知道了熊庆来的名字。

正如《人民日报》在转载徐迟同志的文章时所加的编者按里说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是不十分容易的。

我们很可以这样设想，没有王亚南这位“懂得人的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突破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很可能在50年代就为病魔缠倒，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默默无闻地死去！”

王亚南为陈景润的进修和个性的发展，创造了方便的物质和生活条件，而华罗庚则从这位青年的数学论文中，发现了他身上的奇光异彩，立刻建议把他选调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在这里，陈景润在严师、名家的帮助薰陶下，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飞速的步伐，()跨上人类知识的顶峰，夺得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成就。

如像王亚南发现陈景润一样，如果没有那一位也是懂得人的价值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的话，作为连初中也没有念完的穷青年华罗庚，恐怕也难跻身于世界数学权威的行列之中。

我国地域广大，人才众多，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等种种不同因素的限制，特别是近10年来“四人帮”一伙的破坏和干扰，许多具备某种专业特长、有培养发展前途的青年，未必都能恰如其愿地被安排在他适合的岗位上。虽说中学教师的陈景润和数学家的陈景润，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实践证明，作为数学家的陈景润，却可以比中学教师的陈景润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作出更大的贡献。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使全民族精神大振奋的今天，我们但愿那些居于要津的同志，都能成为像王亚南、华罗庚和熊庆来那样的“伯乐”，把我们民族中的“千里马”选拔出来，让他们为我们祖国、为世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