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读后感

变革中国读后感（一）

近两年，都有幸在年初与不可多得的好书邂逅，今年读到的好书是Ronald Harry Coase的《变革中国》。Coase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理论的核心是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变革中国》一书围绕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追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

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撰写、完成于2008至2012年期间，Coase教授出生于1910年，本书完成时，他已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身”。仍能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待课题研究，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予以充分的同情、尊重和探索精神，令人无法不钦佩得五体投地。

本书回顾的历史上溯到中国建国后的毛爷爷时代，除却对于历史的分析、回顾和总结，我自本书中总结了以下四点我相当认可、或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

1.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可以在制度真空中运作，非市场因素，包括政府、法律、社会形态以及道德准则等等，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社会事实”；分析经济模式，离不开对社会与对社会事实的研究；离开了社会，社会事实无处藏身，遑论市场经济。

2.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肯定：不跟随所谓的“中国模式”理论（即全能政府主导的模式）；而是提出：“中国奇迹”的背后原因是双向的，上层主动开启中国经济改革，但市场的庞大活力却在之后出发了难以阻挡的“边缘革命”，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以此回应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市场化”成份质疑的观点，并肯定中国市场化转型对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贡献和价值。

3.对于中国人民与传统文化的尊重：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全人类的潜在价值——中国如要得到世界的认同，需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自知与自省，发掘那些具备普世性的价值，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与交互，在开放中发展，获得更深远的生命力，如此才能既保留自身传统，又贡献于世界的多元化。

然而本书也指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曰法治缺失，二曰国有资本垄断，三曰自由思想缺失。其中自由思想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4.自由思想：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企业运行、产品开发与创新，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思想市场也直接的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当今社会，民主还是非民主，吸引了当今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封建统治政治机制下，极为开放的思想市场，造就了彼时的盛世，如唐朝。而现今中国，在大学教育垄断、功利化的制度安排下，自由思想作为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一极，缺失极为严重。

本书后记中写到，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持、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

变革中国读后感（二）

终于放寒假了，一口气把102岁的科斯与其助手王宁合着的《变革中国》看完。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简史。

在这本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

一是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由下到上的经济改革，而不是吴敬琏等人所宣称的“顶层设计”，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二是中国未来要继续保持高增长率，在2049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需要自由、开放、竞争的思想市场为支撑；

三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坚持“对外开放”的务实政策对于摆脱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功不可没。

首先说第一点。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增长，张五常所称的“经济奇迹”，有多种解释。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张五常在1981年所推断的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这是张五常高人一等的地方，值得敬佩！

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是从下到上的倒逼机制？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从一些边缘地带——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等率先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一直乏善可陈。张五常在2008年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尤其是县政府与县政府之间的区域竞争。()湖南长沙大学的朱锡庆认为是对外开放带来的知识增量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周其仁认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交易成本（组织成本）下降带来的经济高增长。

其次，关于思想市场。科斯在多个场合谈及这一问题。早在1974年，科斯在提交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论文《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中就对思想市场的特点与作用进行了论述。科斯的基本观点是：商品市场中要有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见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79页）。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思想市场越来越重要。

在这本《变革中国》中，科斯认为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源是思想市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中国大学受到教育部的行政干预。在250页，“改革解放了中国企业，它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252页，“考虑到中国政府无处不在的行政干预，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述，毁掉一个行业的最佳方式是给它政府垄断”。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业致命的软肋。

在当今世界，经济生产越发变得知识密集型，商品市场长久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思想市场。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市场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那么为什么中国缺乏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政府干预是其中一个原因。从历史看，政府对于思想的形成和传播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社会骚乱的恐惧。但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解决贫困、疾病、环境保护、能源短缺，甚至战争威胁，需要新的思想市场。

最后，关于共产党一党执政问题。对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奇迹，国际社会有很多解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因为一个政权的合法基础是治国效率和经济增长水平。过去30年，共产党做得很好。目前不少人呼吁民主社会，对此，科斯和王宁给予了保留态度。对比印度等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只要保持着经济自由，是不是民主制度不重要。因为，思想市场在不是民主体制下也可以建立。

在259页，“中国同时缺乏民主政治和思想市场，但二者不是一回事。例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投票权，这是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但斯密享受着自由演说和表达的权利，他的着作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市场。在民主政治里，多数人的暴政危害思想市场。

变革中国读后感（三）

这是每周一本的第一本，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坚持下去。

这本书里让我记住的有两个观点：

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完全经过顶层设计所产生的结果。在改革伊始，华国锋也曾尝试过做出顶层设计，当然，也是计划经济，不过这一次是有计划地向外开放某些工业和地区，被称为”洋跃进“，之后夭折，夭折原因在于这一次洋跃进不仅太快，而且只是强调了重工业，只顾及了经济指标，忽略了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而后，邓小平纠正了这一错误，但是邓并没有用另外一个设计来替代”洋跃进“，他认识到了彼时最大的问题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从而稳定国内环境。

邓并不自认为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的实用主义让他把目光转向民间。这个时候，民间所产生的边缘改革对邓的进一步行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民间的包产到户被证明了可以提高农民积极性，扩大产量，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那就用！广东出现大逃港，为什么社会主义好，还往资本主义跑？因为穷，那就让他们先富起来，于是有了经济特区！自始至终，邓都没有在北京闭门钻研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积极地从民间发掘民众的创举，用以完善自己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构想。

其二，”利益是改革的驱动力，而思想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对于彼时的领导人来说，改革的驱动力就是以经济的发展来维护执政的合法性。改革的思想，华是坚持计划经济、两个凡是的，所以做出了”洋跃进“，陈云作为计划经济的设计者，始终坚持了国营和集体经济占主体；中央计划占主体，市场调节作补充；政府控制作主体，市场经济作补充。而邓的实用主义思想，让他具有了最让人钦佩的一点——认识到”不完美“的存在。即使是社会主义，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这个时候，就需要做出改进，那什么样的改进才是最合适的，并没有完美的真理来指导，就只有一步一步地试，要试，当然就会出错，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最怕的是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改革当然需要顶层的推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唯上的国家。可是，顶层设计时的方向从哪里来呢，不需要，也不应该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闭门造车，绞尽脑汁。他们最需要做的恰恰是把目光转向民间，多听一听真实的声音，看一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究竟是在哪里遇到了困难，又是在哪些地方展现出了计划经济下所没有的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