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影评

雏菊影评（一）

雏菊，菊科中的草本植物，喜光不耐阴。据说花语‘你是否爱我’，因此，雏菊通常是暗恋者送的花。

暗恋本是件既忧伤有美丽的事。单株凌弱的雏菊坚持着生长，就像人们坚持不懈的暗恋，美好的感情让人能够感到丝丝甜味，然而它毕竟是暗恋，最后本是甜味的苦还是变成了纯粹的苦，而雏菊的另一种花语就是‘离别’，《雏菊》最后的结局是相爱的主人公生死相隔。

已经是第三次看《雏菊》了，每看一次就会多一次感动，在那弥漫着淡淡雏菊香味的述说中，在刻画细腻无处不在的忧伤中，在扑朔迷离的感情交叉悬念中…我无法不被它吸引。如同一杯醇醇的好茶，只有用心品尝，才能感到冲击心底的味道。

惠英和朴毅从未正式交往，朴毅这能默默地在角落里看着惠英，而惠英，连朴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相爱，一座小河上的桥，一次次‘给你送花来了’的声音，一盆盆灿如朝阳的黄色雏菊，已经连上他们心里的路。朴毅是株黑色的郁金香，作为杀手的他伴随着的是杀戮，鲜血…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躲在黑暗里，假装自己与惠英喝咖啡，道别…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人误以为送了雏菊的正佑就是自己而与之相恋。尽管痛彻心扉，朴毅却是无可奈何。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冷面杀手对一个画家的爱，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痛彻心扉的纯爱，对别人有多冷血。对自己爱的人就有多柔情。韩剧在物欲纵横的今天能处于不败之地，与世俗无关的纯爱主题无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建立了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童话世界，这个童话世界让我们倍感温暖欣慰。朴毅终于与惠英见面了，不是因为要得到惠英，而是朴毅看不下去惠英在正佑死后的惨痛状况。

虽然最终他们已能彼此相认，然而就像结尾曲所唱的‘我梦见的爱情啊，总是离我这么近，但我能做的只是，看着你不发一言’。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里，每天每天我都在绘画爱情里生存，等待和期待你在这里出现，带着雏菊的香味。是太迟了但是现在，我最终找到了你，但可能我们生就不能在一起，我从未希望让爱飞走，但是对不起我得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在这里呼吸。惠英为朴毅挡了枪子，朴毅也曾为了救惠英而扳动扳机。两个人再怎么惺惺相惜，也注定是个无言的残缺结局，如同雏菊再怎么向上生长，却只长出不能发育的爱。惠英绘画着爱，等待雏菊的芬芳跟着那个人骤然而来。其实梦寐以求的爱，已经近在咫尺，只是惘然不知…当爱情降临的时候，她不知道他的守候；当爱情真相大白的时候，他看着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这部电影，有干净唯美的画面，纯净悦耳的音乐，有忧伤执着的等待，惠英，一个人淡如菊的女子，出现的每个镜头都像一幅设计好的画面，带着草帽的她，推着单车的她，专心绘画的她，人群中无声呐喊的她。全智贤和其他两位男主角的精彩表演，为本片打打加分。

尾声，画面又转回了开始，原来三个人早已经相遇，他们曾在一个屋檐下躲雨，雨小了，惠英和正佑先后跑出去，朴毅将那盆雏菊高高的举出来，阳光下是一片美丽的身影。

雏菊影评（二）

汉娜·施密芝在获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监狱里自杀了。麦克·伯格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内疚走进了她的狱室，书架上整齐地放着他寄给她的录音磁带，还有一些她学会读写后借来阅读的书籍。

在这些施密芝阅读过的书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曾通过自己在铁路运输方面的专长把百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战争快结束时，火车车皮不够用，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地。

阿伦特（犹太人）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在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让阿伦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确实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极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国的“国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这样的“平庸”官僚的行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朗读者》的小说作者、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无疑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他对纳粹罪行及其影响的思考始终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层面展开。

那么，汉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恶”的又一个例证吗？

雏菊影评（三）

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换句话说，汉娜由于无法读写（文盲）因而不能从文化及其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进而把掩盖这种失败作为其一生拼死维护的尊严本身。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为此不惜撒谎，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

这种创伤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为有文化的“专家”却放弃个人思考判断和尊严相比，汉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轻易放弃的这一切，虽然这种追求的起点很低而且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时代在德国普遍弥漫的那种麻木，汉娜显然无法超越这一点。

这种麻木既弥漫在集中营的施害者身上，也弥漫在受害者身上；弥漫在法庭上的审判者身上，也弥漫在被告身上；弥漫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说比电影更清楚地展示了这一关键内容，电影中只出现了一个在法庭上织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营里，无论囚犯还是看守，他们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气室和焚尸炉——杀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让麻木状态占据自己。

在这种共享的麻木之上，他们形成了一种使恶得以日常化的合作关系。在这种环境中，是非、善恶、生死等基本伦理问题都消失了，只剩下各种本职工作的日常计较。

汉娜的不幸之处在于，在她那条偏执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为有文化和尊严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类的尊严之前，她已经不得不面对了关于人类尊严的大是大非的残酷考验——她没有能解救教堂里的那些犹太人，这是残酷的、有罪的，但这符合她当时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符合那个环境轻易强加给一个文盲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