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自己远离幸福
文/陈思进
幸福感到底是什么?不以自己的短板比别人的长处,欣然接受真实的生活才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家庭环境,对幸福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小的时候,晚上坐在床头灯下,抓一把大白兔奶糖放床边,再手捧一本《三国演义》,边吃糖边看故事书,便觉得幸福无比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欲望也开始慢慢地膨胀,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幸福感便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恐怕就是无尽的痛苦了。
就拿过大年来说,记忆中,家家户户早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开始办年货了。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月里,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得排队,我总是高高兴兴地带一本书,待凭票供应的鱼、肉、蛋等买齐全,一天也就过去了,而我也读完了一本书。
第二天,再继续带着票证去杂货店排队购买长生果、香瓜子、南瓜子、红豆、红枣以及蜜枣等南北杂货。在街上,行人们提着办好的年货熙攘往来,个个忙得不亦乐乎,碰到熟人还互致问候,互通办年货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显得热闹异常,一派节日欢乐气氛。
而除夕夜的饭桌上,期待了一年的美味菜肴包括水笋红烧肉、糖醋小黄鱼、黄豆芽炒油豆腐和蛋饺肉圆粉丝白菜汤。全家都盼望这样的好日子能够节节高(笋),更想年年有余,希望金元宝(蛋饺)滚滚(肉圆子)而来,新年万事如意(黄豆芽的别名为“如意菜”)。
时至今日,我们除夕夜台面上的菜肴,比当年不知丰富了多少倍,精致了多少倍,过去盼望一年才能过上的好日子,现在轻而易举天天能拥有。物质已然丰富到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感觉,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我们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高,并且喜欢与人攀比,结果越比越不快乐。
比如我的朋友大龙。他是我在多伦多认识的朋友。十几年前,大龙带着妻儿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他们起先定居多伦多,大龙是电脑软件工程师。太太在国内担任英文翻译,出国之后英文成为必需的交流工具,已不再是特长技能,等于没了专业。好在大龙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没几年他的工资便涨到7万多加元,在多伦多这就算高薪阶层了。
生活稳定之后,他们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大龙的太太便待在家中,做全职太太。一个典型的北美幸福之家。
然而,随着孩子渐渐地长大,大龙可以在闲暇时上上网,跟在美国的老同学聊聊天,这使他了解到美国的软件工程师收入很高。特别是纽约的一个老同学,大学时成绩不如他,收入却比他高50%。渐渐地,大龙的心理不平衡了。
待他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后,便开始到纽约找工作。天公作美,大龙获得了纽约一家电脑公司的聘用,起薪一跳就是8。8万美元,以当时1美元兑换1。35加元来计算,大龙的年收入立马增加超过55%,只需搬个家而已。他们毫不犹豫地搬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才知道,当时纽约的房价比多伦多贵多了,想买一栋和多伦多一样的大房子,扣除每个月的房贷后,一年算下来,发现存起来的钱和多伦多一样多。结果自然又不满足了。
那时在纽约,媒体时常报道华尔街年底分红奖金丰厚,大龙自觉技术过硬不比别人差,他的心又活了起来。不久果真跳槽进了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底薪又多1万美元,干好了奖金至少是年薪的30%;如果公司赚大了,奖金还上不封顶。只是没料到,华尔街非但工作压力大,泡在公司的时间还长,令他跟妻儿聚少离多。
不过到了年底时,大龙竟然出乎意料地拿到跟底薪一样多的大红包,兴奋之情不言而喻,顿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人生感悟 )夫妇俩高兴地在郊外买下一栋早先就看中的大房子,只是距离办公室所在的曼哈顿更远了。
大龙天未亮便要出门,下班之时已是万家灯火,通勤时间从两个半小时增加到了4个小时,上班至少10小时,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并且没有加班费(拿年薪),睡觉再占去7个小时,几乎无闲暇时间。
此时大龙和太太才意识到,他们的收入虽然多了,但幸福感却大大下降,再说时间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以时间和压力换取金钱,绝对得不偿失。
在一次电话中大龙对我说:现在,我每天最爱享受凌晨回家闻到草地的芳香……最遗憾的是大龙后来离婚了。几个月前,他一个人黯然地回到多伦多。
从大龙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假如他不跟纽约的老同学作比较,多想想他自身所拥有的,而不是一天到晚纠缠自己所没有的,如今一家四口或许还幸福地生活在多伦多。他的故事可以用一个金融术语来形容,叫做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不要试图以自己的短板去和人家的长项作比较,幸福感才会常相伴随。
正像不久前去世的作家史铁生所言:“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由此可见,幸福感取决于人的一念之差,关键在于:我们是更愿意走近幸福,还是远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