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读后感

第1篇：商鞅变法读后感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这是一场激进猛烈的辩论，在当时的秦国，可谓是世界级的辩论，是一场一触即发的思想大战。为了一件可能改变整个秦国历史的变法大事，商鞅舌战群儒，与朝中重臣展开了斗争。

正在对峙着的双方分别是力图变法的商鞅和强烈反对革新的甘龙和杜挚。这一仗意味着秦国政治的主导权将花落谁家，所以双方自然摩拳擦掌，剑拔驽张。

先说说甘龙和杜挚吧，他们的观点非常明确，直接为这场战役拉开了序幕：反对变法，反对维新，只有遵循古人成功的先例，遵守周礼，才能使秦国兴旺。甘龙和杜挚是什么人？他们是秦孝公的恩师，是儒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们自秦孝公出生以来，就一直给予着他薰陶，用周礼和儒家思想哺育着他。甘杜二人自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毕竟含辛茹苦教育了这么多年，秦孝公多多少少也会听我们一些的吧。于是他们毫无畏惧，摆出了典型的儒家思想进行论证。而类似“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去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样的话也不是不无道理。周朝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先例。毕竟有这样一个当时举世无双的强国作为典范，还是能够让人怀想的，也还比较让人信服。

这样看来，甘杜二人的观点似乎要更胜一筹了？

但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理由，其实漏洞百出。

首先，就论证来讲，二人所陈述的都是一些理念，论据极为匮乏。他们说的“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去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看似有理，但古往今来，有多少君王用此道治国理政干出一番大事业？回首当年，儒家学派的第一人——孔子，不也曾用这一套来游说众国了吗？最后却郁郁不得志，落得被人称作丧家之犬的下场。那么二人哪里还能找得出更多的论据来？只能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观念罢了，像这样的背课文、喊口号式的辩论，看似有理，实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然后，他们不能合理地就局势来做出应对。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能洞察人和环境的变化。商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才来跟他们这样的朝中重臣叫板的。当时的秦孝公已经被商鞅的变法强国之术给迷得神魂颠倒——原本商鞅用王道帝道来试图说服秦孝公，却一次次被秦孝公所婉拒，眼看就要事不能谐了，商鞅突然觉悟，意识到了秦孝公的复仇之心：当年秦国被魏国和晋国所侵略，两国却还歪曲历史说是秦国的错误，这一切都被秦孝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仇恨的种子早已萌发，遍布秦孝公的每一个细胞。他现在需要的不是仁义道德，不是王道也不是帝道，他所需要的是立即让国家鼎盛强大，尽快复仇，所以难怪他不愿意听取所谓的王道和帝道，而请商鞅来商量强国之道了。所以商鞅的速成大法自然让秦孝公眼前一亮，芳心被商鞅一举俘获。尽管秦孝公受了几十年儒家思想的薰陶，但如今的他，已经变了——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渴望雪耻的复仇者。这个时候，你去和秦孝公说：“慢慢来，我们花个几百年，打造一个和谐安宁的社会，别违背周礼去大肆打仗，才能延续祖上的香火。”他会听取你的观点，肯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想说明秦孝公就难于上青天了。

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甘龙和杜挚“以不变之心度时变之事”。他们是固执的保守派，总是在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随时变化的时局，读书笔记他们所说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那是有条件限制的.——只有在一个形势还没有大的变化的时代才能发挥他的巨大的优势，毕竟政令不能朝令夕改。比如说在周朝，那个所有人都信服周礼的时代，社会也比较稳定，自然没有人会想要去折腾。但每个朝代都是独一无二的，秦孝公时代的秦国的形势与当时的周朝一样吗？不是的，当时群雄争霸，世移时易了，所以这一套理论也随着周朝的历史所消散了。鲁迅说，为人处事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治国又何偿不是如此呢?这就好比用固定不动的枪射击移动的靶标。法古循礼在时机、时局和理论都极为和谐的时候或许能成为国家兴旺的法宝，但在其它时候就可能徒劳无功了，所以像他们这样以不变的眼光为人处事，失败肯定是必然的，难坚商鞅会说出“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这样的话了。

而有备而来的商鞅来势汹汹。会上，他引经据典，通用古今，将夏桀、商纣的治国历程研究的纯熟于心；将“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这样高深莫测的道理分析的让人心服口服，在发言的气势和分析的细致上就已经更胜一筹。尽管他自己也承认，有能力的人会遭遇世俗的质疑和排挤是常事，但毕竟“玉不琢不成器”，人总是要在挫折中成长，事总是曲折中前行。而他的“创新强国速法”更是一举将秦孝公的芳心揽入怀中，观点一出，也是震惊四座。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创新了，记得有人说过“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这就是创新，这就是变法。当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胡服骑射，选择了当时军队望而却步的训练方法，打造了一支常胜之师，扫平北方群雄。30余年前的神州大地上，邓小平同志在建立经济特区时说“国家没有钱，可以给此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而诞生了后来极为成功的深圳、珠海等四大经济特区，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局面，这是一种创新。无疑，这个时代是在不停变化的，旧的思想固然曾经有效过，但终将经过它的保质期而变得陈旧甚至腐烂，这时，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提出新的办法才能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兴旺发达。要做到这些，自然就是那句名言中所提到的天才了，商鞅就是这么一位天才，“法古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就是创新的代名词，再之后，他也用改革的成果证明了这个道理，秦国的国力在短时间内有了质的飞跃，一举成为了强国。

“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也。”秦孝公的这段话既是对辩论会的总结，也是对商鞅创新强国之道的赞扬，更是对甘杜迂腐观点的批评。毫无疑问地，商鞅拿下了这一场辩论，懂得创新的他和他的创新之道从此站在了时代的巅峰。

这个世界上，不也正是需要这样创新进取的“急先锋”吗？

第2篇：商鞅变法读后感

《史记》中有这样一件事，说在商鞅变法之初，曾受到了甘龙、杜挚两人的反对，此时商鞅反驳说：“论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他认为，能干大事的人会高瞻远瞩，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常常遭到世俗的质疑与排挤，而两位大臣却主张法先王，守旧制，不可贸然变法。

这场辩论的最终结局大家自然知道，商鞅以他过人的口才赢下了这场舌战，得到孝公的肯定，他的变法也得以推行，尽管商鞅最后因失去秦孝公的庇护而被处以车裂极刑，但他制定的法却没有因为他本人的死而被废止，而是一直沿用至秦国灭亡的那一天，他的法，可以说对秦国乃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都非常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变法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法家代表人物，太史公评价说其“天资刻薄人也........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其评价的依据无非是他的生平经历，仔细想想，不难发现，他生平干的最大一件事不就是他的变法吗？换句话说，司马迁认为商鞅刻薄少恩，正是从他那不够人道的变法中得出结论的，而变法正是商鞅在前述辩论中所坚持的东西。

这样说，并非是毫无根据，因为太史公说过：“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意思是读了商鞅的两篇大作之后，简直与他的为人处事一模一样，终于明白他在秦国人见人恨的原因了！《开塞》与《农战》（即太史公所说的耕战），都是《商君书》的篇目，而《商君书》就是商鞅对其变法中关键内容与核心理念的集中表达，太史公却说读过之后，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遭人憎恨的原因，自然他对商鞅变法的反对态度也就溢于言表了。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法，竟让人们如此厌恶？如果说这个法究竟还是不得人心，那么对之前的辩论中，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的观点又应该作何评价呢？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的确，似乎那些高瞻远瞩，有创新思想的人，总是遭到世俗的质疑排挤，而他却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坚持走自己的路，最终获得了成功，据说曾经有苹果公司的顾问，问乔布斯，说在做新产品之前，要不要征求一下顾客的意见，问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乔布斯摇了摇头说，只有当你把精巧的新理念产品放在他们的面前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顾客根本不懂产品，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有你把产品做出来，他们才会说：“哇！这正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伍子胥，不也是遭受着世人的质疑与辱骂么？假使他为这些世俗的言论所左右而死去，又与蝼蚁有何区别？

看来商鞅的这些道理本身似乎没有错误，商鞅，似乎也是这样一位智者，勇于创新，却遭到了世俗的质疑，当然应该坚持自我。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商鞅所谓的“勇于创新”，影响的不仅仅是他本人的`命运，更是千千万万秦国普通黎民百姓的命运，以创新变法的名义，驱使千千万万人奔向未知的旅途，商鞅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人物，他们在人们的质疑之下，不走寻常路，最终影响的都只是他们自己，不会影响他人，所以也不会为别人所憎恶，换句话说，你乔布斯创新失败，把公司弄垮也不过是自己破产，与我们无关，顶多我们没有智能手机用而已，你伍子胥若是复仇失败，也不关旁人的事，顶多笑掉别人两颗大牙，可是与上面两位为自己命运做选择的人物不同，商鞅站在创新变法的道德制高点上，为别人选择，况且还带着强制力，其性质自然与前文所述人物不同，你不谋于众，不在乎别人的建议，这不是赤裸裸的强迫和阴谋吗？更可悲的是，商鞅的法还真不是什么便民的好法，现在的法治讲究的是捍卫人权，商鞅的法，更擅长的是剥夺人权。换句话说，乔布斯的创新是赌上了自己身家财富，商鞅的变法，是剥夺百姓选择的自由，在命运的天平上，强行赌上千万黎民百姓的头颅！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要说商君之法，不得不要分析一下商鞅变法的理念，作为一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坚信人性本恶的，他认为人就是趋利避害的欲望体，而且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则国强，百姓的能力一旦强大，便会难于管理，统治成本升高。因此围绕以上两点，他制定了以“农战”“赏刑”为中心的法条体系，农战，就是一套军国主义的战争体系，内部专心务农，不断生产，外部发动战争，不断扩张。所谓专心务农者，就是对其他行业如商业的无情打压，让大家都成为不黯世事的朴实农民，其目的也是愚民弱民。而“赏刑”，更加用意明确了，既然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那我就利出一孔，把胡萝卜与大棒紧紧捏在朝廷手里，并把胡萝卜大棒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诱使并强迫人民执行商鞅的农战策略。赏还好说，至于刑就过于残酷了，单说刑法的连坐制，就足以灭绝人性，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受罚，连累自己的邻里也将遭到牵连，并且商君法鼓励互相检举，举报有奖，隐瞒严惩。于是在极端的高压下，一时间，爱情，友情，亲情，人情，统统荡然无存，每一个人都不值得信赖，子女会出卖父母，朋友会出卖朋友！人人都成为警察的同时，也全部成为了小偷（黄仁宇先生语）！由此看来，商鞅的法中似乎没有一丁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有的只是威胁、伤害，利益、欲望，在商鞅的世界里，人已经不是人，而是互相撕咬的群狼！这也不奇怪，毕竟商鞅在他的《农战》篇中说过：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意思就是什么诗经啊，音乐啊，善良啊，国家有这些便无法强大。当然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在他的变法中被无情的抹去了！的确，他的变法成功让秦国成为一个对内疯狂压榨、对外疯狂扩张的战争机器。可是，百姓呢？他们的想法呢？难道人群应该像羊群一样被鞭子抽动着驱赶吗？那还是人的世界吗？

回到之前的辩论，虽然甘龙与杜挚没有提出有效的措施，显得保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仍是“吏习而民安之”，使百姓安居乐业。可商鞅说的是：“便国不法古”，他出发点是便国，是有利国家，但国家又是谁的？是秦孝公的，而为了达到孝公富国强兵的目标，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荣华富贵，你商鞅就可以任意屠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把千千万万的百姓变成趋利避害，行尸走肉的动物？一个人的选择，居然能自私到这种地步！

动物尚有情感，毕竟虎毒不食子，亲情尚在，而人们活在商鞅的法令里，居然逐渐在功利的侵蚀和酷刑的威胁中，变得六亲不认，被抹掉一切人类的美好情感，我想这才是商鞅创新成功之所在了，只是这种创新，我实在不敢苟同。